2015-08-13 09:50:29 成都人事考试网 https://sc.huatu.com/ 文章来源：半月谈
【导读】成都人事考试网同步半月谈发布：成都公务员笔试热点:“骗助者”“闹助者”最难缠：社会救助怎么了?(2),详细信息请阅读下文!如有疑问请加【成都华图微信客服】 ，更多资讯请关注四川华图微信公众号(schuatu),成都华图培训咨询电话：点击查看,微博：@四川华图
最难缠的是“骗助者”“闹助者”
“现在最麻烦的是，有大量专职‘跑站’的人，我们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张维说，“有些求助者，我们给他买了火车票，他马上就到火车站退票换钱。还有的求助者，到了救助站，不给钱就不走。”
记者在信阳救助站采访时，就见到了这样的“骗助者”。当天下午5点，一个瘦小的“流浪汉”走进救助站，工作人员代竹松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是“跑站骗助”的，因为这已经是他今年以来第三次到信阳救助站了。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矿泉水瓶没收，见记者不解，便打开瓶盖让记者闻——里面装的竟然是白酒。
记者了解到，当前“跑站骗助”群体不在少数，仅信阳救助站每年遇到的就超过200人。代竹松说，这些“骗助者”在全国各地救助站之间打转，要么索要救助费，少则50元多则500元，声称“你这个地方我一年只来一次，不过分的愿望你就要满足”;要么要求提供“返乡”火车票，然后去退票换钱。
有“骗助”的，还有“闹助”的。记者前不久跟随救助站工作人员亲身体验了一回：精神疾病患者刘志国2012年5月被送到救助站，先后在医院治疗、养老院寄养。直到今年5月，工作人员找到他的哥哥刘志成。但哥哥拒不接收弟弟回家，他说：“自己家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接收弟弟。很感激3年来救助站对弟弟的照顾。”
但“干尸男童”事件后，刘志成态度出现180度转弯，由一开始的感谢转变成了指责：“人走的时候好好的，一百多斤呢，现在变成这样，是你们救助站的责任!”
在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刘志国的主治医师告诉记者，其医药花费已近20万元，现已符合出院条件，却无人接收其出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志国的家人坚持：“救助站必须要给弟弟找一家养老院，支付生活费、医疗费，负责照顾他的后半生。”
“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政府，同时家属保留追责权利，在救助站这类案例不胜枚举。”信阳救助站副站长方玉说。救助站工作人员曾以“起诉遗弃罪”试图说服一名家长接收自己的智障儿子，却被回复道：“我宁愿坐5年牢，也不愿意要这个孩子了!”(半月谈记者 甘泉 刘良恒 周畅)
体制不顺成“救助孤岛”
——社会救助之痛(中)
救助站是“一般不超过10天”的临时救助机构，但由于整个救助链条的不畅，送到救助站来的人不一定转得出去，致使救助效果打折，而救助站则成了“救助孤岛”。
在信阳救助站，各类无法送返的滞留人员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临时安置：智障人员由罗山县龙山乡曹堰村一家名为康馨的养老院代养，目前有79人;精神疾病患者被送往定点单位新乡市精神病医院，目前收治61人;危重病人则被送往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定点医院，目前收治11人。
康馨养老院由当地公益爱心人士张德军创办，占地400亩，有23名工作人员，院内分男区、女区、工作区。记者采访看到，这些智障人员平时围聚在一个大房间里看电视。护工方志红大姐告诉记者：“他们并不知道电视里在演什么，只是打发时间。为了避免长期不运动，护工每天还带着他们在院子里跑步转圈以增加运动量。”
因部分智障人员大小便失禁，一些房间内味道难闻。房屋的窗户都改用塑料，以避免被智障人员损坏，产生隐患。采访当天的午饭为瓠瓜炖猪肉、番茄鸡蛋汤、馒头。
院民中时间最长的为夏夏母子。母子俩2013年下半年被救助，夏夏的母亲属于智障，而6岁的夏夏聪明伶俐，目前正在上幼儿园大班，由救助站负责供养。年纪最小的院民为编号“199+”的两个月大婴儿。她的母亲“199”号也是智障，今年3月被送到救助站时已经怀孕。类似夏夏、“199+”这样的儿童，救助站目前还有4人，他们属“事实孤儿”，但要一直等到母亲过世，才能享受到孤儿的福利政策。
张德军告诉记者，目前，养老院的维持首先难在资金。养老院收入来源主要是救助站对79名代养人员按照每人每月75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而支出方面，人员经费、水电等每月7万多元。收支相抵一年需自己贴补10多万元。“现在自己靠别的生意还能往里面贴点，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
虽然是勉力维持，但信阳救助站的智障人员总算有个落脚处，还算好的。在长沙救助站，这里的工作人员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感到“头疼”。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送往救助站的精神障碍患者，如果要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救治必须先征得本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如果无法取得同意或一时之间无法联系到监护人，救助站既无权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救治，也无权将其留站观察，很难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妥善处理精神障碍患者。”长沙救助站党支部书记周湘琼说。
对于一些患重病的求助者，救助站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今年6月份，长沙市岳麓区救助站来了一位求助者，他拿着一摞病历资料，自称是肺结核病患者，开口就向救助站工作人员要钱。
一听是具有高度传染性 的肺结核病患者，救助站上上下 下都非常紧张，马上联系救 助站定点医院将这位求助 者带过去检查。经过检查，医院反馈说，确实是晚期肺 结核病患者，但是这病 只有结核病专科医院 才能收治，但是结核病专科医院 又不是救助站的定点医院。
“这位特殊求助者一再要 求 救助站给钱，称自己需要钱去结 核病 专科医院买药，最后救助 站只能拿出200块钱给他，他 才走了。”岳麓区救助站 业务 科科长张维说。
还有一些需要马 上进行手术 抢救的危重病人，医院要求监护 人签字后才 能进行手术，而救助站常常 无法找到受助者的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能马上赶 到医院。这种情况也 让救助站工作人员感 到很为难。
“如果不签字 受助者很可能死亡，救助站将承担 不作为的责任;如果签字，救助站并无法 律政策的授权，必然承担 风险，一旦手术失败或者因手术发 生并发症、后遗症，救助站极可能面对家 属的责难和索赔。”周湘 琼说。
基层民政部门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对流浪乞讨 人员的救助链条应是：公安部门负责查实身份——救助站负责临时 救助并发布寻亲公告——无法查实 的由福利机构代养、卫生部门 负责救治等。但实 际工作中，这一链条常 常并不畅通。
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基层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过程中，最需要公安部门的 密切配合。比如，救助站缺乏相应技术手 段去查找受助人身份信息，公安部门 应在第一环节把好关;其次 对“跑站骗助”人员的打击同样需要 公安部门配合。但由于各部门缺 少有效衔接，流浪乞讨人员被认为是属 于“民政的人”，被各职能部门 相互推诿。
对此，安徽省合肥市肥东救助站副站长刘瑾深有体会，她给记者举例说，今年5月9日，23岁患有精神疾病的曹章焰在合肥南站检票过程中与母亲走失，路人报警后某派出所将孩子接走，但随后又把他丢在了半路。几经波折，孩子才被送至救助站。
信阳市民政局一工作人员感叹，救助站查找身份信息要“求”公安部门帮忙，看病要“求”卫生部门收治，供养花费要“求”财政部门拨款。“这样的工作机制怎能不出现问题呢?”(半月谈记者 刘良恒 史林静 周畅)
“不是不想做，有时候没法做”
——社会救助之痛(下)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经常要直面精神病人、危重病人、艾滋病人、被家庭遗弃的儿童等，不仅要料理吃喝拉撒，还要面对被攻击或传染病的威胁，有的救助站甚至找不到人当站长。同时，人手短缺、专业人才不足，也制约了救助站的救助能力。
辛苦又危险，救助站工作大不易
2014年初，24岁的阿桂流落到合肥市救助站，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4个月后在站里生下一名男婴，工作人员不得不每天跑前跑后为她买尿不湿和奶粉。
“按照规定，救助站一般只能提供不超过10天的临时救助，现实中，很多受助者出于各种原因，把救助站当成了福利院，住下就不走了。”合肥市救助站站长王军说，这给救助站的日常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合肥市肥东县救助站是国家三级救助站，一共7个编制，但在编工作的只有4个人，副站长刘瑾告诉记者，4个人每星期要轮流值夜班，给流浪人员做饭，还要负责他们返乡。“有时候遇上生活不能自理的流浪人员，还要负责他们吃喝拉撒，大小便失禁都是我们去清理。”
在信阳救助站工作近20年的瞿箭梅说，送智障或精神病人返乡，因担心走失，坐火车时她用绳子将自己和精神病人连在一起。由于有些流浪人员大小便失禁，在为其换洗时自己也弄得臭乎乎的，“我孩子小时候不懂事，闻见我身上的味道都不让我进家门。”
除了工作强度大，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要面对各种危险。
“医学上39种传染性疾病，在近年的救助对象中检查出34种，包括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肺结核等。”河南信阳救助站副站长方玉说，救助过程中工作人员很少戴口罩和手套，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表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因工作性质，每天都要与服务对象零距离接触，他们中既有精神疾病患者、智障人员、传染病人，还有一些人是有前科的，受助者来历复杂、救助工作环境差、职业风险大。
此外，在护送被救助人员返乡的过程中，也潜藏着安全威胁。合肥市救助站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他曾护送一位精神疾病患者返乡蚌埠，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患者一把抓住了方向盘，导致车在路上左右摇摆，“幸好当时周边没有车，不然真要酿成大祸。”
“救助站站长”成了没人愿去的岗位
“干尸男童”事件让河南信阳救助站全国闻名。事件之后，救助站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增加了警务室，工作人员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更新了部分救助设施。采访中，记者发现工作人员普遍对社会的不理解感到委屈迷茫。
民政局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王志强消瘦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患“恶病质”及“结核病变”。
“就好比看见一个人落水，有人去施救，结果人没救活反倒要追究救人者的责任。不仅承受社会谩骂，甚至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不免让人寒心。”救助站副站长方玉一脸困惑地问记者，“基层救助者大都凭着良心履职，如今咋就成了社会的‘对立面’呢?”
信阳救助站原站长李明被撤职后，组织上找一名女副站长谈话，希望她能接任。面对职务提升，女副站长却痛哭流涕予以拒绝。目前由方玉暂时主持站里工作，他两个月下来廋了10斤。记者离开时，信阳市民政局仍在为选出一名愿意接任救助站站长的人选而发愁。
缺人，是基层救助站普遍面临的问题，站长不好找，工作人员也不足。
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告诉记者，救助站在编人员只有7个，另外还聘了两个保安。今年的接待量已经超过1500人。工作站只有一辆工作用车，平时要接送救助对象，特殊天气时还要主动上街巡察。“整个岳麓区有500多平方公里，就这点人手和资源，怎么可能完全顾得过来。”张维说。
合肥救助站的人手看上去宽裕一些，按照2003年定的编制，救助站现在有35人在岗。“以前每年救助人数在1000人左右，现在随着城区面积增大和社会流动性增加，每年要救助7000人左右。”王军说，现有工作人员与实际工作量很不协调。
资源匮乏，救助难为无米之炊
目前的救助规定有时也让基层为难。比如民政部2014年8月开始实施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要求，需要对无法查明身份的尸体进行30天冷藏，然后火化;但实际上各地情况不一，在一些回民区、土葬区，不仅没有殡仪馆冷藏条件，也禁止火化。 （编辑：成都华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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