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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务员笔试热点:“骗助者”“闹助者”最难缠：社会救助怎么了?(3)

2015-08-13 09:50:29 成都人事考试网 https://sc.huatu.com/ 文章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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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文件也是如此。如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人救治，在2005年的《河南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规定》中，明确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而2014年河南省政法委文件又提出，由民政部门承担城市流浪乞讨和“三无”精神障碍患者收治工作。采访中，相关文件中条款的冲突并不鲜见，让基层无所适从。

　　同时，救助资源匮乏，基层有时难为无米之炊。2014年信阳救助站获得中央转移支付689万元、地方财政支持60万元，而在开支方面，需保障精神病人、智障人员、医院救治花费等，仅2014年信阳救助站就有210万元收支缺口。现在根据规定，还要对救助对象死亡发布公告、保存遗体30天。这样一来，处理每具遗体的成本增加1万多元，信阳救助站目前这笔花费仍欠着殡仪馆。

　　湖南长沙岳麓区救助站站长曹辉指出，救助站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不能强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站内人员安全和正常工作秩序。在民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稍有不慎就可能承担合情但不合法的责任;此外，救助工作人员缺乏相关的防护设备和专业技能，在面对威胁、偷袭、殴打等情况时很难有效预防。

　　方玉说：“说到底，救助工作不是不想做，有时候是没法做。”

　　以改革思维求解体制机制之困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公众对社会救助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当前，社会救助亟待统筹协调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力量，以改革的思维解决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中国社会救助政策和救助体系。

　　加快完善救助法规制度体系

　　基层救助人员认为，单靠民政一个部门、救助站一个机构，负担不起全国数百万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重任。目前我国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多为各部门各自定规，规则不明晰、救助主体不明确，衍生出种种问题，亟待在法规、职责等方面进行梳理，使之互相补充、形成救助合力。

　　记者采访中发现，救助对象常常被区分为“民政的人”“公安的人”“卫生的人”，部门之间互相推卸责任。一名基层救助站站长告诉记者：“什么样的流浪人员我都见过，现在最怕的是‘三不收’人员——即医院不收、家里不收、社会福利机构也不收，人就滞留在救助站，你让救助站怎么办?”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救助站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工作的开展需要多部门建立合作协同的联动机制，尤其是公安部门的配合，毕竟救助工作常年需要查询被救助群体的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的社会救助协同应该纳入政策范围。各地应梳理各类法规条文，建立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紧密的救助衔接机制。

　　“干尸男童”事件之后，信阳市救助站内建起了警务室，以便救助过程中在信息查询、人员调配等方面实现公安和民政的无缝衔接。信阳市救助站副站长方玉等建议，应增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救助安置能力，以各级救助站为基础，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救助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救助能力，巩固救助成果。

　　此外，在流浪乞讨救助法律法规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显得十分迫切。基层救助站工作人员建议，当务之急是加快救助立法，破解当前救助机构责权不匹配的尴尬。

　　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等人认为，目前法律法规内容过于原则化，使得救助工作可操作性不强，落实难度大，管理盲区多。应从维护流浪乞讨群体的基本权利和救助工作的有序开展出发，由全国人大加快立法进程，制定专门针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法律，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政府主体责任，促进基层救助体系建设，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进救助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流入地和流出地应齐抓共管

　　当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亟待从“临时救助”走向“常态化救助”、从“被动救助”走向“主动救助”。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覃正爱等专家和基层救助人员建议，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流入地和流出地应齐抓共管，“救急”“救穷”双管齐下，才能实现好的救助效果。

　　李峰等基层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不少流浪乞讨人员是因为少无所养、老无所依、病无所医、或者生活无着落才选择流浪乞讨。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来说，流出地政府有责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在大病救助、技能培训、就业安置、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避免出现反复流浪情况。

　　这其中，一个迫切而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全国联网的流浪乞讨人员信息库，完善信息发布机制。专家认为，由于人员流动性极强，流入地很难对流浪乞讨人员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对于救助站掌握其身份信息的部分流浪人员，应将其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血液信息、指纹、家庭状况、流浪记录、利益诉求等信息及时反馈给流出地，以便当地政府从源头上及时实施救助。

　　流入地方面，则需增强救助力量，对有需要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专业救助。

　　安徽省合肥市救助站站长王军告诉记者，随着社会救助的不断细化，对于救助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目前整个救助系统内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人才急缺。“除充实专业人才队伍外，还应对救助系统内的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日益复杂的社会救助需要工作人员不断学习、适应和成长。”王军说。

　　在信阳市救助站副站长方玉看来，为适应救助形势需要，救助站亟须配备警务室、卫生室、心理疏导室，补充具有一定精神病知识、法律知识的人员。“如果这样，或许就有可能避免一些救助悲剧的发生。”

　　此外，“鉴于社会救助工作的特殊性，往往需要面对传染病患者，政府可以考虑往后每年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提供两次免费的体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救助站副站长刘瑾建议。

　　调动社会、家庭力量共同参与

　　专家认为，构建新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和家庭的力量必不可少。

　　覃正爱说，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要妥善地照顾每一位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目前还存在不小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挥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及各类义工、志愿者的力量，另外还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扩大救助面，创新救助方法。

　　河南信阳市康馨养老院院长张德军建议，应将承接救助站的智障人员代养服务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建设一批成人福利院。政府可给予土地、资金上的支持，通过购买服务将流浪的痴呆傻人员集中起来供养。

　　江西省九江市第五公民医院院长杨初喜主张，应依托大型精神病医院，树立精神病恢复院，用以接收漂泊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病患者。“精神病人病况好时，进入恢复院组织生产日子;病况转坏则及时转入医院医治。”

　　“有了成人福利院、精神病恢复院这两个机构，既让有些家庭从沉重的经济、心思担负中摆脱出来，也可让政府从详细业务中抽身。”张德军说。

　　此外，调集家庭力气参加也能够从源头上削减漂泊乞讨人员发作的土壤。记者采访了解到，许多漂泊乞讨救助目标，对家庭来说都是沉重担负。一些家庭即便暂时接收了漂泊人员，也并不代表疑问的底子处理，过一段时间受助目标也许又漂泊街头被送到救助站。

　河南信阳市民政局社会业务科在调查中发现，按目前规范，每人每月600元就能够支撑一个乡村家庭供养一名痴呆傻、精神病人，而送至救助站则本钱大大增加，精神病人乃至到达每人每月2200多元。他们主张，给予有痴呆傻、精神病人的家庭必定的供养经费补助，这么将会大大削减遗弃、拒不招领等状况的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