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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考申论考题预测

2015-11-25 11:09 四川人事考试网 http://sc.huatu.com/ 文章来源:华图教育

  2016国考申论考题预测

  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致辞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环境、社会稳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

  落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失效。因此,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而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被称为"东亚奇迹"。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014年的达到7575美元,已处在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经济增长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特别是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人口老龄化。

  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公式:潜在经济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劳动力供给增速

  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

  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发展,把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

  需求侧改革: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通过扩大需求方式刺激经济增长。

  供给侧改革:供给总量充足,但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成为肿瘤!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

  重在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降低税费负担、简政放权、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方式,通过更加长远的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1、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

  2、 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3、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营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优势,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伪"城市化

  城市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真正的城市化可以使城市中生活着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城市发展成果,是城市福利的均等化,而不是忽略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城市化,不是仅仅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空间扩张的虚假的"伪"城市化。"伪"城市化是当前城市化过程中非常需要警惕的社会风险。"伪"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只关注有多少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城市化和只关注把农村土地变为城市土地的土地城市化。

  (一)只关注多少人住在城市,而不关注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样的城市化就是"伪"城市化

  人口的城市化并不等于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生存并不等于城市化的幸福。人口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当地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由此使城市人口规模增大、比重提高的过程。人口城市化用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评价。国家统计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3.73%.而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户籍城镇化率(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7%左右。53.73%与35.7%的对比意味着,尽管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但由于原有户籍制度把户籍与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相绑定,2.45亿人或许并未享受到流入城市所提供的社会福利。事实亦是如此,目前我国约有2亿多的农民工,其中有一半以上工作、生活在县级以上城市。农民工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却得不到城市居民的户籍,不能享受市民权益,他们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问题,其随迁子女在迁入城市的教育问题始终得不到完美的解决。面对低收入、高房价、高物价,他们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往往较为窘迫,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工作的机会和奋斗的希望,而不是幸福的家园。社会的不公正、生存环境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使他们面临很大的生存危机。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人口的城市化并不是人的福利的城市化,而是"伪"城市化或半城市化。

  人口的"伪"城市化与原有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不久,户籍制度出台,把城乡分割开来,把全体国民划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大人口集团,并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向城市人口转变。每个人自出生以来,就要在自己祖先生存、遗留下来的"领地"上生、老、病、死。此后,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把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若干社会福利与户籍机械绑定,人们只能享受户籍所在地提供的社会福利,而不能享受其他地区的社会福利。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致使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们即使工作、生活在城市也享受不到城市所提供的社会福利,致使人口的城市化只是生存的城市化,而不是生活的城市化;只是工作的城市化,而不是福利的城市化。

  (二)只关心如何把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城市化,不关心人的城市化也是"伪"城市化

  这是因为,土地的城市化并不等于人的城市化,城市空间的扩张未必能带来城市福利的普惠。土地是城市化的基本要素,没有土地,城市化就是一句空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加之GDP崇拜的导向、土地财政的诱惑、政绩显示的冲动,本该推进的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因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长期受到制约,而本该严格控制的土地城市化如脱缰之马,城市的空间不断扩张。不少地方政府大肆举债,大拆大建,大搞"造城运动"、大学城建设及开发区建设,刺激城市用地成倍增长。特别是在土地财政的诱惑下,地方政府以推进城市化为幌子,不惜利用增加挂钩、低价强买等各种手段征用农民土地,再以"招拍挂"方式出售给开发商。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地产资本被过度炒作,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更顺势借助人口城市化的"刚需",与政府部门相互配合掀起近年房地产开发及城市用地扩张狂潮。

  土地城市化有其积极意义,在赵燕菁看来,土地财政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没有土地财政这一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话。他认为:"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这一独特的制度,使得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不同于西方国家抵押税收发行市政债券的做法,中国土地收益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融资。"①与此同时,土地城市化也有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是拉大贫富差距。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让个别房地产企业和部分个人一夜暴富。与此同时,没有机会通过买房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买房投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拥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动增加;而没有不动产的居民,即使拼命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越来越渺茫。土地财政引发的高房价锁定了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造就了绝望的社会阶层。二是"新城"变"空城","造城运动"浪费大量资源。《人民日报》记者在2013年暗访三省的几个新城发现:"白天了无人气,夜晚灯火零星,有的则是成片的烂尾楼:基础设施配套差、大量住房闲置、宝贵的土地资源被浪费--新城变'空城',令人触目惊心!"②三是诱发土地纠纷,影响社会稳定。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经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的焦点,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强制征地,并且征地补偿标准低,失地农民所获得的补偿不足以创业,政府又没有为他们建立合理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大都成了无地可种、无正式工作岗位、无社会保障的"流民".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荡,大多与"流民"暴动有关。本书的调查显示,有58.71%的人认为当前的征地拆迁过度?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导火索,对于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四是金融风险。土地城市化是土地财政和政府债务支撑的城市化,本质上就是政府融资支撑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风险。赵燕菁认为,截至2012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面积为34?87万公顷,抵押贷款总额5.9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7%和23.2%.全年土地抵押面积净增4.72万公顷,抵押贷款净增1.12万亿元,远超土地出售收入。一旦房价暴跌,如此规模的抵押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

  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用其深刻的城市化教训告诉我们,城市化是经济、社会、自然和个人的协调发展,仅仅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空间的扩张是一种"伪"城市化,绝不能片面注重空间的扩张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

(编辑:成都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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